2015年05月15日 来源：上海科技报 头版 作者：耿挺

1998年，黄薇参与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组建工作，随后直接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“1%项目”，成为我国基因测序科学研究的“开路者”之一。2012年，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，黄薇力图把科研成果变成临床应用，直接造福病患。

记者：此次产研院与肿瘤医院的合作有什么样的内容？

黄薇：肿瘤是人类生命科学与医学一直以来的研究重点。10多年来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始终保持着与肿瘤医院的合作关系。我们会与医生一起探寻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科学问题。

在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成立后，双方不仅要弄清楚那些科学问题，还要考虑是否能把现有成果加以完善，直接应用到病人身上，帮助病患解除痛苦。

“创新伙伴计划”就是产研院、医院一起进行转化应用的创新。第一个目标是乳腺癌。引起乳腺癌的原因非常多，因人而异，而治疗方法和药物也各有不同。有些人需要像安杰丽娜•朱莉一样采用手术方式预防乳腺癌发生，有些人则只要进行保守治疗。

我们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，兼顾中国临床特殊性，通过精准的基因诊断，剖析每一例乳腺癌的具体情况，实现对病人的精准区分，再对症下药，从而实现对乳腺癌的个性化医疗。

记者：从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到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，对你来说有何不同？

黄薇：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是我国基因组研究的“国家队”，我们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技术平台，组建了一支科研队伍，聚焦国际前沿的科学问题研究。这些年来也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，其中不乏《自然》《科学》级别的论文。

与此同时，南方中心在最初布局时就围绕医学、临床进行切入，将其作为科研落脚点。这使得我们能够“顶天立地”——“天”指的是前沿科学的科研成果，“地”指的是临床医学问题。生物医学转化应用中心就是为了“立地”而成立的。

其实，我们科研的目标是为了治疗疾病。在了解疾病的道路上走得太远、太快，常常会忽略初衷。从南方中心到转化应用中心，就是让我停下脚步，思考为什么要做科研，思考我们取得的成果是否能够对接应用，思考在对接过程中还缺点什么。

记者：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黄薇：最难的一关是自我定位。原来做前沿科学研究的动力是好奇心，是我对科学的兴趣。现在要收回好奇心，静下心来做成果应用，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反省的过程。在前沿领域获得新的发现，发表一篇高质量的论文，对我而言是一种价值体现。但我也听到了来自社会公众的质疑之声：国家花了很多钱，科研人员发表了很多论文，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？这就需要有人站出来，将科研成果落地，让更多人获得科学发展的福利。这在医学领域尤为重要。所以，我选择了从前沿科研转到应用技术研究。

其次是技术上的难度。前沿科学研究有延展性，是你不断向未知领域发起冲击，就好像一直在向山顶攀登。转化应用研究，需要你调转方向，沿着上来的道路向山下走，同时还要向道路两边的莽林迈进，趟出一条新路。在莽林中开出一条新路会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，做转化应用也要攻克各种技术壁垒。我常常要“委屈”自己做一些不熟悉的技术，但这是必须要走到路。我也有勇气接受新领域的挑战。

最后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不管是做前沿科学还是转化应用，都要投入100%的精力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想要两者兼顾，两者都做不好。如今的中国，需要更多的合适的人停下脚步。

记者：做好转化应用，是否能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打造沪版华大基因？

黄薇：我与华大基因那些人很熟，一起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“1%项目”。 我不认为上海能孕育出一个华大基因。华大基因的诞生源于深圳的土壤，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化。上海的基因组研究走的是精细路线，科研更深入，规模不大，商业模式不明显，这与上海的土壤息息相关。

上海建设科创中心，没有必要照搬其他模式。这就如同人的基因一样，从来没有两个拥有一模一样基因的人存在。疾病治疗开始了基因个性化历程，每一个城市也有自己的个体化基因，上海要找到自己的“城市基因”，找到自己的发力点。